保罗?安索德（图片来源：纽约时报）
年的一天，有人敲开保罗?安索德（PaulU.Unschuld）的家门。来访者简明扼要地道出来意：“我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詹姆斯?奎恩（JamesQuinn）。请告诉我针灸的军事用途。”
《纽约时报》（TheNewYorkTimes）网站23日报道，从那时起，这位德国学者成为研究中国古代医术的权威专家。作为西方最早研究中医的学者之一，安索德研究的目的不局限于医疗，还将此作为解读中华文明的方式。
安索德收藏了一批中国古代医神的雕像。它们将在柏林一家主题为欧洲外文明的新博物馆展出。
他还收集了份古老的手稿。这些手稿展示了中国草根阶层的医疗实践。手稿含有超过4万份处方，其中有一些已经被一家中德合作机构用来研究癫痫症的治疗。
安索德还带领德国政府访问团前往中国。他还著书阐述中医在中国崛起过程中的作用。
“如果用两个词来描述安索德，那就是严厉和精准。”圣地亚哥太平洋中医学院的菲尔?加里森（PhilGarrison）说。“这种性格是把双刃剑。”
安索德直言不讳的特点使得他一直处于西方对中医长久不休的争论的风口浪尖上。许多人认为中医是工业化的西方医学的替代品。另一些人则认为中医不过是庸医之术，只起到安慰剂效果。
安索德对这两种观点均不赞同。他刚刚完成阐述中医基础理论的《黄帝内经》的英文译本。这场翻译工作持续了28年。不同于西方现行中医教材，安索德的翻译避免了诸如“病原体”之类的新时代术语。他认为这些词对于古老的著作和作者当时的视野来说并不公平。
这反映了对古代作者的尊敬，而这正是许多中医批评者所缺乏的。安索德的用词忠于原著，虽然有时会很难理解。可以说，他的翻译具有开拓性意义。这是西方语言第一次对中国多年前的医学著作进行的完整诠释。
“现在有许多关于古希腊名医希波克拉底和伽林著作的评述。但保罗是第一个对中医也进行此类工作的人。”研究中医的芝加哥大学教授唐?哈珀（DonHarper）说。
但对于一些西方阅读者来说，安索德的作品并不是他们接触中医经典的最合适的书籍。因为这些读者更倾向于阅读采用熟悉的术语翻译的作品。
此外，安索德还在他的冷笑话中将中医比喻为中世纪德国神学家希尔德加德?冯?宾根开的药方。他说，如果人们想尝试中药，那可以去试，但不要花纳税人的钱。而他自己也从来没有用过中药。
几年前，安索德患上双边肺栓塞。他笑着表示，他的病是现代医学治好的。“针灸和草药并不能治好这个病。但是这些方法的确对一些健康问题有好处。所以，我不反对别人用中医。”
安索德说，中医在西方社会的流行可以追溯到冷战时期。准确来说是年。那年，《纽约时报》专栏作家詹姆斯?莱斯顿（JamesReston）讲述了他去中国患上阑尾炎，然后用针灸和艾草得到治愈的经历。
那时，基辛格和尼克斯开始与中国恢复邦交。中国对世界关闭的大门徐徐打开。中医成为这个国家的一种吸引力。接着，中央情报局的奎恩先生敲响了安索德的家门；中医学校开始在西方开办；关于东方神秘医术的翻译著作也蜂拥而至。
安索德的曾祖父曾为比利时国王和其他欧洲贵族治病。他小时候的家中摆满了感恩戴德的病人赠送的中国花瓶和其他艺术品。他的父亲也一直在搜集制药工具和药方。
最初，安索德和妻子在慕尼黑取得了药剂学学位。年，安索德夫妇前往台湾学习中文。在这一年中，安索德不断地采访当地医生。与此相关的博士论文打开了他成为中医专家的开端。在接下来的20年，他在慕尼黑大学历史医学研究所工作。
然而，一些中国人对安索德在中医方面的研究并不买账。因为他没有像中国政府那样将中医作为中国的软实力进行推广。安索德还批评一些中国出版的中医译本“完全是骗局”，因为编者一点都不细心，只想着政治目的。
对于安索德来说，用中医理论还阐述中国国人的精神状态更加有意义。他认为，中医历史上的经典人物，比如黄帝，能够反映出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实用主义思想。在多年前，疾病仍与鬼神挂钩的时代，中国人却认为得病与自身行为有关并且是可以治愈的。
“这就好比是启蒙运动。”他说。
安索德还说，中国有句古话叫“我命在我，不在天”。这种理念在19到20世纪上升到了国家层面。中国当时受到外来侵略者的攻击。而中国人大多愿意从自身找原因。他们通过学习外国理念，实行工业化，建立现代经济来寻找答案。
“在中国，医学和政治是相通的：你不责怪别人，你要从自身找原因。”安索德说。“你要问‘我做错了什么？’‘我为什么如此容易被攻击？’‘对此我要怎么做？’这种反思就是中国能够崛起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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