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今天来点温馨的。这篇文章是一篇约稿，但写完后超出了字数，对方说太长，无法删节，就没有用。于是发在这里。）
那时候，北京到处是韩国餐馆，到处是韩国留学生，据说因为中韩建交不久的缘故。但这种热腾腾的气氛，我之前在家乡南昌，丝毫感受不到，这是帝都上国独有的风景。
朴先生就是一位韩国留学生。
一个暑假的上午，我和几个同学，正坐在教室里改高考试卷。教室里没有电扇，挥汗如雨。我们都是穷鬼，都贪图六百块钱劳务费。不独我们这些可怜的男研究生，那些花枝招展的女生，也一样缺钱，也和我们坐在一起，机械地在试卷上络绎不绝画着红色的阿拉伯数字。那些作文，我们只扫一眼开头，就给出了分数，花不了两秒钟。“真是误人子弟。”我们边改边叹气，惭愧交流，可是如果不这么快，就完不成任务。
同舍的蒋生出去了一下，跑回来叮嘱我：“中午有饭局，别去食堂，有位韩国留学生请饭。”
来北京之前，我几乎没下过什么馆子，下馆子这种事，在我看来，不是一般人有资格的。馆子里的饭菜，比家里好吃得太多。
然后就骑车去了语言大学附近，见到朴先生。他和我想象的大不相同，有五十岁左右高龄，黑而瘦，蒋生首先给我介绍：“这位朴先生，是韩国政府高级公务员，公派带薪来中国留学。非常热爱中国文化，喜欢古典汉语，想找个人教他读《史记》。”又指着我，向朴先生介绍：“这位同学，是我们班读书最多的，《史记》倒背如流。”我赶紧制止这种漫无边际的夸张：“没有没有，我只因为专业是古文字学，《史记》比其他专业的同学稍微熟一点而已。”
朴先生满面笑容，招呼我们坐下，跟餐馆老板用韩语交流，叽哩哇啦点菜，嘴里有颗金牙一闪一闪。然后坐下来正式跟我们聊天：“我很喜欢，你们的文言文，很喜欢《史记》，这本书在我们国家，很有地位，读起来很舒服，但有些地方，我，搞不明白，所以想请一位专家，给我讲解。”夹生的汉语一个字一个字从嘴里吐出来，仿佛要思考一下语法，声调也不那么精确，但听得出来，他很尽力。
饭菜吃得很舒服，大概是我第一次用韩餐，泡菜是少不了的，还有牛肉，豆腐汤。米饭是用小钢碗装的，还戴着盖子，见所未见。坐在隔板围起来的小间里，一切都感觉新奇而生动。吃饭的过程中，我详细向他介绍我学习的背景，他倾耳而听，时而问两句。之后告别，我和蒋生赶回去继续改试卷。
下面的日子，就是我定期去北师大新松公寓找他了。一周两次，都是下午。这个钱其实很好挣，就是相对而坐。他握着彩色荧光笔，自己一行一行读，边读边涂色，读到不懂的文字，就停下来问我。他的阅读能力其实还可以，问我的频率并不高。所以，可以说很清闲。每次读了大约一小时，他就说休息一下，拿出一些饼干。我总像害了馋痨，剥开塑料纸，将它们一一送进肚内，毫无国格和人格。
休息的时候，会聊一点天。他说起自己作为韩国高级公务员的收入，具体我已经忘了，但记得换算成人民币，是个巨大的数字。真没想到，韩国竟然这么富！那不是中国曾经的属国吗？也曾经一穷二白吗？还说：“我很喜欢中国，喜欢坐火车旅行。”我问：“您是有钱人，干嘛不坐飞机？”我那时还没坐过飞机，听到“机票”两个字，都觉得高贵。我认为飞机，只有飞机，才契合朴先生的身份；那种肮脏拥挤的绿皮火车，那种满地痰迹星罗棋布的火车站，对有钱人怎么合适？但他说：“坐飞机不好玩。”同时做着手势，“飞起来，然后在空中，什么也看不到；忽然就落地了，不好玩。”又说起韩国，“我们的国家，太小了，坐火车，一下子就看完了。”谈到在中国的消费问题，他咧开嘴大笑，“我住的这个房间（如同宾馆标准间），太贵，14美元一天，你们中国人，喜欢宰我们老外。你们把外国人叫老外，是不是。”金牙又一闪一闪。我却想，大约因为同样肤色，我倒真的一向没把韩国人当成老外；我总觉得那些白的黑的，才算老外。
有一次说起学费，他告诉我：“我们韩国留学生，找中国学生辅导，北大的，一小时二十五块；师大的，只给十五块。”我于是很庆幸，自己是北大的。又不知怎么就说到日本，他赞道：“日本很发达，比韩国发达，他们请你们辅导，应该多给一点钱。”话题又滑向台湾，他说：“我以前去过台湾，学汉语。”指指我，又指指自己，“以前我们两国没有建交，我不能来中国，哦，应该叫大陆，我不能来你们中国大陆，只能去台湾。台湾人比我们韩国有钱，我在台湾看见，好多人光着脚，穿着拖鞋，不修边幅，但是开宝马，好贵的车。”我也不明白宝马是什么，只觉受宠若惊，没想到自己微不足道一个学生，竟能代表中国。
某回中间休息，他铺上宣纸，挥毫写字：“我很喜欢书法，就是写得不好看。”我认真看了看他的字，倒还真不是谦虚。他说，“你肯定写得好，也来吧。”把笔递给我，我也就壮着胆子写了自己填的一首词《浣溪沙》，他要我念给他听，但仿佛不大能理解。又说：“你们这里有个琉璃厂，有很多宣纸和笔，你能不能带我去挑选。”我说好啊。他要求：“骑自行车去，我不喜欢坐出租车，看不到风景。”
真是一个喜欢看风景的人。我说：“好，不过骑车我不认识路。”
“我认识。”他说。
那时的天好像还非常蓝，朴先生戴着一顶巴拿马礼帽，矫健地蹬着车子在人群中穿梭，我也被他的兴致感染了，骑得飞快，死死跟着他。对北京城，他真的比我熟，大街小巷，仿佛故交，熟练穿行。在琉璃厂，他豪气万丈地买宣纸，一刀一刀地买，让我目瞪口呆。我曾经自学过国画，宣纸总是一张一张买，顶多买三张，因为一张就要差不多一块钱，多了我买不起。练毛笔字，总是在报纸上练……而一刀是一百张，这是什么气魄？
每次讲完课，他总要请我吃饭，而且总忘不了嘱咐：“如果要加强营养，就来找我。”我当然不可能因为这个原因去找他，但听在耳朵里，真的感觉浑身暖洋洋的。
转眼就两三个多月过去。十一长假后，我突然感觉腹痛，开始以为是消化不良，医院拿了点药，结果一天比一天难受。吃下去的东西，被莫名阻隔在中腹，无法下行。校医令我躺在床上，肚子按了又按，还叫去做B超，也没发现什么问题。拖到第二天中午，同学拉着去了一次北医三院，看急诊，诊断为尿路感染，开了一些药，可是吃下去，依旧没有效验。第三天早上，我撑不住了，再次蜷着腰医院，这回依旧打发去做B超，医生看着屏幕上闪烁的光斑，问：“为什么不早点来检查？”
我说：“前天就来做过B超。”
她默然，一会又跟屋内另外一个医生交头接耳：“你看，这地方，是粪便卡住了吧？”
那位仔细看屏幕，说：“应该就是。”
先前那个对我说：“阑尾炎，都快穿孔了，得赶紧做手术。你怎么反应不典型啊，按理说触诊早就该发现了。”
我拿着报告走出去，交给门诊医生，医生说：“赶紧回宿舍，带个塑料盆子和日用品，准备住院，今晚立刻手术。你看看，能不能叫个同学来陪你？”
很奇怪，我并没有害怕的感觉，反而有一点兴奋。我知道阑尾炎不算什么大病，几天就能好，在这之前，我没有住过院，也没有打过点滴，总觉得那凉凉的药液，滴在血管里，肯定很舒服，这回终于有幸。可以尝到味道了。而且，关键是要尽快消除这难以忍受的腹痛，如果一刀能够解决，何乐而不为？我蜷着腰向门诊医生告别，一转头，发现B超医生正倚在门栏上看着我，五十多岁的老媪，一脸怜悯：“赶紧回去，拿了东西就过来，别耽误了。”
十月份，北京的天气已经寒凉，我脱得精光，打着冷战躺在了手术台上。感觉肠子被牵扯得生痛，呻吟几下就晕了过去，醒过来已经在病房里，周围影影绰绰，站着几个同学。我看见了蒋生，赶紧嘱咐他：“朴先生约好的补习，我去不了了，你帮我打个电话吧，代我表示歉意。”
第二天傍晚，我正躺在病床上，半梦半醒，突然见蒋生领着一个黑瘦的男人进来，扛着一个纸箱，不是朴先生是谁。他走到我床前，放下纸箱，笑着说：“昨天晚上，听蒋先生打电话，说你生病住院。你现在还不能动，我过几天再来，带你去吃好吃的，补充营养。”金牙一闪一闪，仿佛更亮了。
几天后，他果然又来了，我也差不多能勉强走动。他打了一辆车，再次去了语言大学附近那个韩国餐馆。要了很多菜，还专门给我点了一个狗肉汤。我听说韩国人爱吃狗肉，可能东亚人都爱吃狗肉，至少我小时候在南昌，大家都爱吃狗肉。我曾见过有人就在街边活剐土狗，一根绳子将狗吊在树上，人则蜷着腰站在狗前，用短小的剪刀剥皮，除了龇牙咧嘴的头，浑身上下剥得血淋淋的，像一大坨鲜红的旧抹布，但来来往往，行人如织，没有人会感到不快。当然，据说现在风气已经改变了。朴先生说：“在我们韩国，大家都认为，狗肉很有营养，以后你要每天来吃一次。”他塞给我几百块钱，一定要我收下：“我跟老板说好了，每天来这里吃一个狗肉汤，连吃十五天，伤口一定会愈合，没有疤痕。”
但我的阑尾炎因为发现太晚，引起腹膜炎，出院没几天，又进去了，断断续续住院，一直拖到十二月才基本痊愈。这期间朴先生非常担心，曾经跟他一个朋友商量，医院治疗水平不行，想把我医院去看？钱他来出。
冬去春来，很快又是孟夏，有一天下午，我突然接到他电话，要我去帮他看看毕业论文。他的留学期是一年，要毕业了。我赶紧打了辆面的去，看了他的论文，觉得不是太好，就暗示他，我可以帮他重写。他领悟到了，连连推辞：“不需要不需要，你教我怎么修改就行。我来中国，是学习知识的。我不能自己欺骗自己，是不是。”又咧嘴大笑起来，大金牙熠熠生光。我顿时羞愧无地，之前常听人说，韩国留学生的素质比日本的差很多，有不少都是来混文凭的。可是，我实在不该这么揣度朴先生啊！
之后照例要带我去餐馆，说：“你比以前瘦了，上学期生了那么久的病，营养不够，应该多补一补营养。”一边大金牙闪烁，一边已经穿戴好。这是他请我吃的最后一顿饭。
他回国后，当然就再也没有音讯，偶尔会想起他，总觉得心中充满温馨。虽然已经过去了二十年的岁月，依然鲜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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